“李律师，你真的做得到吗？”

执业5年，这句话，过去常从当事人和家属那里听到。我能看懂他们眼神：恳切夹杂着怀疑。怀疑是因为，他们面前的我，是一个年轻的女律师，不知道能不能托付。恳切是因为，他们也只能寄希望于我，死马当活马医了。

但到最后，我会重新点燃他们的希望。

5年来，我办过大大小小的案子，每一次都无异于爬一座崎岖的大山。

我们的职业，其实就是一次次的化腐朽为神奇，在绝望处生出希望，将黑暗撕出光明的口子。

面对当事人，我现在可以坚定地告诉他们：相信我，我做得到。

我的职业生涯刚开头，就遇到了一个跨国大案——日本议员运输毒品案。

年过70的日本议员樱木琢磨，早年被卷入“尼日利亚骗局”，跨国追债近30年未果，反在追债的过程中被骗藏毒过境。

这个案子挑战极大，因为被告人的身份，该案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，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做了报道，法院检察院也把它当作典型案例。

那时的我作为实习律师，主要任务是研究案情，跟当事人的家属沟通，还因此做了人生第一次境外取证。

该案对律师的专业能力要求很高，更难也更关键的一点是，要让法官不用中国式经验去判断一个异国老人的主观想法。我后来也把这些经验写成了论文。

比如，案件中有一个情节，国际犯罪集团拿尼日利亚高等法院的判决文书给樱木签收，樱木对这些文书深信不疑，我国的侦查人员觉得可疑：一个老道的议员，怎么可能随便相信这些伪造的文书？

他们不知道，在日本，伪造官方文书鲜有发生，如果发生，处罚会非常严重。樱木没有相应的认知和经验，也就不会产生怀疑。为了让法官了解和相信，我专门查找了日本的法律规定和相关资料。

第二轮辩论中，公诉人说，中日两国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，不会因身份而有差别；我们则跟法官陈述：“疑罪从无”是现代法治的基础，正义不分国界。

距案件开庭已过去五年，我还在期待法院尽快作出公正的判决。

但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樱木议员的彷徨无助和最后说的那句“被骗不是罪。”

我也记得满头银发的樱木太太哭着对法官说：“我已经太老了，我和孩子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回家。”当她把手放在胸口对丈夫比了一个爱的手势，一直端坐的樱木瞬间流下泪来。

我深切感受到了辩护律师肩上的托付之重。

樱木的案件开启了我的涉外刑事辩护业务，接下来我为日本、德国、美国、哥伦比亚等国驻华领事馆提供了刑事法律服务，还办理了中德引渡第一案——安特?马蒂埃斯?沙伯特引渡案，代表德方向中国提出引渡申请。

涉外刑事案件拓展了我的刑事辩护领域，让我可以在更高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。

办了大小各类案子，我渐渐领悟到一个道理：没有小案，只有小律师。

任何人，无论身份地位国籍，都有权利获得应有的公平和正义。而我，必须用强悍的专业能力，对得起当事人的托付。

我一直记得大学学过美国律师林肯的一次传奇辩护。那个案子里，被指控杀人的两兄弟，都以为是对方杀了人，因此都抢着认罪，为对方脱罪。林肯律师通过调查和发问发现，真凶另有其人。

这给我重要的启示：最不可能的辩护是什么？不是帮一个喊冤的被告人洗清罪名，而是当被告人都自认有罪时，律师却能还之以清白。

这其实也是一个刑辩律师的终极要义：找到真相，让不该受苦的人免于受苦，捍卫法律的尊严。

后来，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。

那个案件和著名的许霆案类似。我的当事人拿了一叠柜员机吐出来的钱，被指控为盗窃。

我们看了现场的监控录像，的确和公安机关所说以及当事人的供述相符：当事人按了ATM机右边的取消键，然后存钱口打开，吐出一叠钱，他拿走了。

看起来证据确凿。但负责任的辩护律师，应该本能地质疑控方的证据，甚至包括当事人的供述。

所以，我们去了涉案的那台柜员机实地操作。反复操作后发现，当事人做任何操作，都无法改变ATM机吐钱的程序。

也就是说，那笔钱，不是当事人偷的，而是捡的。

我把录制的视频和现场监控路线同步播放，并截图、逐一对比，将每个步骤精准分解，让检察官当即认同了我们的观点。

我记得一位同行说过，每一场辩护都是绝境求生。在“铁证如山”面前，只有“过于仔细”的求证，才能迎来逆转。

这是专业的力量，也是我作为一名刑事律师应有的追求。

反腐风暴来临，我开始接触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，为市长辩护成了主要工作。

这种案件格外不容易。经常有人说，职务犯罪案件没有辩点，直接认罪就行了，请律师没有用。

但经验告诉我：这是错的。有没有辩点，跟案件情况有关，也跟律师的专业能力有关。在我们办理的这类案件中，有一部分是认罪的，也有一部分是无罪辩护，在庭前会议、非法证据排除、询问证人和侦查人员这些方面，检辩双方的对抗程度，远比其他案件来得激烈。

几个案子下来，我们得出了几条经验。首先，高级官员选择辩护律师都很审慎，他们的人脉资源远在一般律师之上，而落马会影响他们对人脉资源的信赖感，所以他们反而更看重律师的专业能力。

此外，这类案件，律师用耐心和沟通技巧，得到当事人的信任，非常重要。

有些当事人在诉讼前期并不抱希望。有位当事人是前市政法委书记，开始比较消极，是我们的辩护方案让他看到了希望，他才开始积极配合。开完庭前会议，他在看守所向我们深深鞠躬：“我选对了律师，现在我才感受到律师的帮助是多么重要！”

审查起诉阶段的沟通也很重要，如果能在庭前说服检察官，达成一致，会比法庭辩护效果好很多。其实，这类案件的承办公诉人也希望跟辩护人有充分的沟通，很多次公诉人都是主动和我们沟通。

美国有一句关于医生的谚语：“有时能治愈，常常在帮助，总是去安慰”。这句话也适用于刑辩律师。律师的沟通能力有时比辩护能力还重要。

现在，职务犯罪案件成了我和我的团队最得心应手的案件类型之一。

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经验越来越多，我有了新的关注点：如何有效地帮助客户预先防范刑事风险。我们因此推出了企业的刑事合规业务，通过评估企业刑事风险、指导企业调整架构、规范流程，在源头杜绝风险。

一路走来，我越来越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和魅力，它赋予我的当事人尊严和勇气，也让我变得更有力量。

我开始尝试为没有能力的人们提供法律援助。印象最深的是一起家暴案。

我的当事人、一位40岁的家庭妇女，10年来体验到的都是恐惧和疼痛。她的丈夫沉迷赌博、嗜酒，稍不如意就对她拳打脚踢。如同千万遭受家暴的女性，她为了孩子选择沉默，直到最后的临界点。她最后一次被丈夫殴打时，用啤酒瓶砸中他的头，将他致死。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，两个年幼的孩子，失去了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母亲。

我特意去了当事人的老家探访，看到死者的父母年过七十，家中破旧。他们的五个儿子，有三个意外死亡，还有一个有严重肺病。他们无法承受接踵而来的悲剧，一边跟我诉说一边泪流满面。

在我的劝说下，老人最终选择原谅了我的当事人，那位同样可怜、长年受家暴的妻子。 

我也向了解情况的村民们搜集证据，最后带回了村里一百多人自发为这位妻子写的求情信，鲜红的手指印盖满了整整五页。

带着公婆的谅解书和村民的求情信，我开始了二审辩护。两个月后，高级法院改判我的当事人十年有期徒刑。

这个案件发生时，正是我国首部《反家庭暴力法》颁布的时候。

我在广州电视台法援专项行动节目中讲述了这个案子，收到很多观众的反馈，让我转达对当事人的问候和鼓励，狮子会的志愿者们现场决定捐助两个年幼的孩子。

我很庆幸，我有机会也有能力，帮助苦难中的女性，帮助无助的人们。

我常常会想起最初踏上这条“少有人走的路”——成为一名刑辩律师时的情景。

2013，我走出大学校门，带着满腔热情，加入了我现在的团队——一个专业的刑事团队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宋福信刑辩团队。

还没来得及体会这份职业的成就感和荣光，我先感受到的是它的沉重和这个世界的复杂。

这对我是全新的功课，我需要满怀敬畏，去理解去分辨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清晰的黑与白。

感谢我的努力，让我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。2017年，我在广州市公诉人与律师控辩大赛中获得最佳辩手，团体一等奖；2018年在广东省公诉人与律师控辩大赛中再次获得最佳辩手，它证明我的努力获得了更高的认可。

我选择的这条路，忙碌且艰难，我从不后悔。我从中得到了快乐和成就，以及一个信念：我有力量，让无力者有力，让悲观者前行。

我一直记得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著名的那首《少有人走的路》，结尾是这样的：“林子里有两条路，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，它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