穿着囚服的邓福禄走进看守所的会见室，隔着铁栅栏见到了我，一脸惊讶，脱口而出；“哈利爸爸？”

他没想到我是律师，更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我。

一坐下来，他就忧心忡忡地问我：“你知道碌碌现在怎么样了吗？”

这是一段奇怪的经历，律师和嫌疑人在看守所首次见面时，一开始提到的不是案情，而是我们各自的狗。

 

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邓福禄的情形。

那天晚上十一点，我和哈利走出小区的大门。因为突然而来的疫情，我们律师事务所提前放假了。白天不用上班，所以我遛狗的时间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。

我们来到了广场上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难以想象在这个大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地带，竟然会出现那样一个萧条的景象。林立的高楼大厦依然灯火通明，但是每间店铺都大门紧闭，街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几片黄叶随着寒风在地面上旋转着，凄冷寂静。

几天前，政府已经发出了非强制性的号召，在春节前后这段时间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

广场上有好几个花池，哈利在花池的边缘上闻着，似乎在寻觅着老朋友的味道。

突然，哈利对着花池转角的地方低低地叫了两声，从口罩边渗出来的口气恰好模糊了我的眼镜，隐约看到那里有一团小黑影。

我走近一看，地上卷缩着一只小土狗，探着头看着哈利。它的旁边，坐着一位穿着深色粗布衣服的中年男人，在那里抽着烟。这位中年男人就是邓福禄，我是到案发的时候，才知道他的名字的。

哈利靠近那只小土狗，试着去闻它的味道，它一直往后退缩，身躯有点颤抖，然后站了起来，一跳一跳地躲到了邓福禄的脚边。我才发现小土狗的右后脚是完全缩起来的，不能着地。

“它的脚怎么了？”我问邓福禄。

 “哦，它的脚被车撞断了。我是前几天在路边捡到它的，我看它躺在那里很久都没人来找，应该是被人抛弃了，很可怜，我就把它抱回来了。”邓福禄把烟熄灭了，拉起挂在下巴的口罩，和我聊了起来。

有些人担心宠物狗会带来病毒，抛弃了它们，那几天警察也开始在街上缉捕流浪狗。

我就这样和邓福禄认识了，还有他收养的那只流浪狗。

   

接下来的那几天晚上，邓福禄都会抱着那只受伤的小土狗过来广场坐一会，然后再抱着回去。

哈利很快就和那只小土狗熟起来了，它们相互拨弄翻滚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我问邓福禄给小狗起了名字没有，他想了想说：“就叫他碌碌吧，像我一样碌碌无为。”

有一天晚上，邓福禄突然问我：“你能找到人收养碌碌吗？”

我有点诧异，问他：“它跟着你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碌碌的脚要接起来的话，听说要好多钱。疫情这么严重，我们工地早就停工了，我现在找不到活干，老家也封起来了，这段时间回不去了，只能借住在桥底下的工棚里。等过完春节，我想回老家去了，碌碌也没办法带着坐火车啊。”

他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碌碌恰好在他脚边哼了几声，他伸手去摸了摸它。

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，哪里能找到人去收养一只来历不明、还受了伤的流浪狗呢？ 

春节过后，疫情依然严重，广场附近依旧萧条。我们律师事务所还没有恢复营业，我和哈利每晚来到广场上的时候，都能遇到邓福禄和碌碌。

邓福禄说老家疫情更严重，回去也没活干，只好继续借住在工棚里。

意外的是，碌碌的脚逐渐好了起来，虽然还有点一瘸一瘸，但是已经可以跑起来了。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经历，碌碌显得很没安全感，和哈利玩一玩就跑回到主人身边，生怕主人不见了一样。

附近有几位居民也在深夜出来遛狗了，看得出来，有一两位主人在刻意地拉开自己的狗，不让它们和碌碌靠近。

有一位主人私下跟我说：“那只小土狗脏兮兮的，腿还瘸了，估计是哪里来的流浪狗，应该没有打疫苗，现在有疫情，还是离它远一点吧。”

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哈利已经和它玩了一个冬天了。”

 

“五一”假期来临的时候，这个城市的疫情终于逐渐得到了控制，广场附近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
最先热闹的是广场对面马路边的那一排酒吧，人们在家里呆得太久了，积压的热情一下子爆发了出来。

我发现邓福禄经常抓着一叠东西往对面马路跑，花池边上放着厚厚的一叠东西。他跟我说那是传单，他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，晚上到酒吧门口去发健身房的打折传单。

有几个穿得光鲜亮丽的外国人从酒吧里走了出来，他们相互搂着，兴奋喊叫，其中一个弯腰呕吐。

邓福禄赶紧迎了上去，一边“hello、hello”，一边递传单。那几个外国人完全无视他，他跟着走了几步之后，其中一位外国人狠狠推了他一把，大喊：“F**k off（滚开）！”

风把邓福禄放在花池边上的传单吹落了几张在地上。有一位保安走了过来，收走了那一叠传单。

邓福禄捏着那几张传单回到碌碌身边，一脸沮丧。

几天后，我发现碌碌的背上绑了一只布袋，我好奇地问邓福禄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他无奈地说：“我怕保安又来把传单收走了，就把传单塞到了这个布袋里，让碌碌帮我驮着。”

驮着布袋的碌碌好像承担了主人交代的重要任务，坐在花池边上远远看着他的主人，随时等着叫唤。

 

我们律师事务所又恢复了繁忙，我和哈利晚上出来的时间调回到了九点，后来就没有再遇到过邓福禄和碌碌了。

八月份的时候，法律援助处给我派发了一个贩卖毒品的刑事案件。

翻开案卷的前面几页，一个双手抓着牌子、背靠着横竖格纹墙的嫌疑人的照片映入我的眼帘，这不是碌碌的主人吗？我惊呆了。

案卷显示他的名字叫邓福禄，湖北人，今年三十八岁，无业。

起诉书指控：邓福禄从今年六月份开始，在某广场附近的酒吧街向外国人兜售冰毒，被当场抓获，身上搜出冰毒0.5克。同时在邓福禄带着的一只狗的布袋里，搜出了20.3克冰毒。

案卷中有一张碌碌的照片，它惊恐不安地卷缩在地上。

关于碌碌，还有碌碌背上的那一袋冰毒，邓福禄在警察审问的时候始终只字不提。

 

坐在铁椅上的邓福禄一脸羞愧，叹了口气对我说：“唉，你知道，如果不是一直没活干，我也不至于去做这种事。”

一时间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他的境况呢？足足半年，他和碌碌在桥底的工棚和商业广场之间来回漂泊，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那段艰难的疫情时期。

我叮嘱他：“法庭上听到任何关于碌碌的事，都不要激动。”

 

法庭上，邓福禄承认正在交易的那0.5克冰毒是自己的。但是，作为辩护律师，我指出，指控那只狗身上的那一袋冰毒属于邓福禄的证据不足。

检察官传了现场抓捕邓福禄的警察出庭作证。

检察官问警察：“你是怎么判断这只狗是被告人的呢？”

警察回答：“当时我们在酒吧门口抓获被告人，准备带他上警车的时候，广场上有一只狗跑了过来，追着我们。警车启动后，那只狗还在后面一直追着。我们觉得很奇怪，怀疑这只狗是被告人的，于是我们下车抓到了这只狗，翻开它身上的布袋，就发现了布袋里的这袋冰毒。”

我问警察：“你们有没有在布袋上提取到被告人的指纹？”

警察说：“没有，因为那天晚上有点小雨，雨水冲刷了布袋表面的指纹。”

我继续问：“那布袋里面装冰毒的塑料袋呢？你们提取到了被告人的指纹吗？”

警察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嗯，当时，我们从布袋里掏出那只装冰毒的塑料袋的时候，那只狗突然冲上来用嘴叼了那袋冰毒就跑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抓住那只狗，但是狗的唾液把塑料袋上的指纹也抹掉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们有去附近的派出所查过这只狗的养狗证了吗？现在养狗都是要登记的。”

警察说：“没有，这只狗有一只脚是瘸的，应该是一只流浪狗，不会办狗证的。”

 

我马上向法庭出示了一张派出所的养狗证。

几天前，我以寻找失踪的狗的主人为名，花了一整天的时间，翻遍了附近几个派出所电脑里的养狗档案，终于找到了碌碌之前的养狗证。也只有我，才能通过档案里那张小小的照片认出碌碌来，我太熟悉它了。

我跟法官说：“根据派出所的记录显示，涉案的这只小狗名叫多多，它的主人不是被告人，而是一位姓李的女士。”

法官问警察：“现在这只狗在哪里？”

警察说：“嗯……因为没人养它，所以把它送去安乐死了。”

开完庭，法警把邓福禄带出了法庭。他在走廊上回过头来看着我，他泪流满面。

 

警察找我聊了起来，他问我：“律师，你真的认为这只狗不是被告人养的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反问他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把它安乐死呢？”

我记得我刚做律师的时候，代理过一件劳动纠纷案。公司否认看门的保安曾经是他们的员工，仲裁员就带着大家一起回到公司现场指认。

公司养着一只看门的狗，对着仲裁员、律师们狂吠，大家纷纷躲避。唯独那位保安走进来的时候，狗却趴在他的脚边，热情地舔着他的脚。一瞬间，大家都笑了。

狗是不会说谎的，它是最好的证人，然而警察却杀死了这位证人。

后来，法官认为指控狗身上的冰毒属于邓福禄的证据不足，只认定了他身上的0.5克冰毒，判了他有期徒刑六个月。

广场的夜晚灯红柳绿，我和哈利慢慢走着，它依旧闻着花池边的每一个角落，似乎在寻觅着老朋友的味道，可它哪里知道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