朴素情感和机械执法的冲突——评近期两件刑事案
宋福信 2024年09月24日
近期有两件刑事案件引发了普遍的关注和讨论，这两件案件既有特殊性又有代表性，关注和讨论很有必要。有代表性的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，不仅与当事人的命运相关，还会影响到同类案件，进而影响到社会上相当多的人的切身权益，所以，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是必要的。
01 这只是一场意外
第一起案件是“父亲带11岁男孩骑行摔倒遭碾压身亡”案。这是一场不幸的悲剧，场景让人心碎。
一名11岁的男孩跟着父亲和自行车队在双向马路上骑行，在接近马路中线时，突然摔倒进入对面车道，对面正常行驶的汽车刹车不及，男孩遭碾压身亡。检察机关对司机姜某批准逮捕，罪名是“过失致人死亡”。
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，是因为驾驶车辆是很多人的日常，大家会忍不住地想：如果我就是那一位司机，我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吗？如果无可避免，那我也要坐牢吗？如果我因此要去坐牢，这公平吗？
设身处地，换位思考之后，很多驾驶者都感到担忧，只能祈求这种倒霉的事件不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从网络评论区的反应来看，民众都很同情男孩和家属，但是，大部分人并不希望司机姜某被判有罪。
固化的定罪模式
在司法实践中，因为交通事故引发的刑事案件的定罪模式是简单固化的。只要事故造成了人员死亡，而且交警部门出具的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》认定司机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责，那么就可以认定司机构成交通肇事罪了。如果案发地不是交通法规中所规定的“道路”，则认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。
简单来说，这种定罪模式就是把刑法规定浓缩为：死亡+主要责任=犯罪。在这种模式下，一旦被交警部门认定为主要责任，司机必须要和伤亡的家属达成和解，如果无法达成和解，必然会被刑事立案和追诉。这件案件的立案、批捕应该也是采取这种办案模式。
在这种模式下，有些因此被定罪的司机就会让民众觉得很“无辜“。这类案件我们曾经遇到过，而且还不在少数。
比如有一位司机在晚间正常在国道驾驶车辆，有位流浪汉睡在了马路边，而且这个地点刚好没有路灯，当司机发现躺在路上的流浪汉时，已经刹车不及，碾压了流浪汉并且导致他死亡。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涉案司机“驾驶车辆时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，导致事故发生，承担主要责任”，司机因此被定罪处罚。
当一种习以为常的定罪模式所导致的结论，与大部分民众朴素的情感相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要反思这种模式可能存在的漏洞或者弊端了。这种定罪模式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
1 忽视了定罪所需要的“罪过”
“无罪过无犯罪”是一句刑法格言。罪过指的是故意或者过失。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严重后果，但是在他内心里，既没有故意，也没有过失，那他最多只承担民事责任，不应该被定罪。
从交通事故犯罪这一个简单固化的定罪模式来看，罪过这一个要素显然被忽视了。忽视罪过，就会掉入客观归罪的泥潭。
2 回避认定“意外事件”
没有故意，没有过失，又造成了严重后果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？其实我国刑法总则第十六条早已给出了答案：
“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，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，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，不是犯罪。”
这就是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的定义，很容易理解。可惜的是，刑事司法实践中，直接认定属于意外事件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，少之又少。
刑法总则中规定了多个不构成犯罪的情形，比如“正当防卫”、“紧急避险”、“不可抗力”、“意外事件”，这些规定能保护行为人免于不当追责，然而这些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一直被回避，畏惧去认定。不是法条难以理解，而是缺少认定无罪的勇气。
3 扩大“过失”认定范围
既然不认定为是意外事件，要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，那么“过失”的范围就会被不当扩大。通常，交警部门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》中所认定的“驾驶车辆时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”，这一句非常抽象的话，就会成为认定司机具有“过失”的依据。
交警部门所认定的“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”，和刑法中所规定的“过失”显然不能直接等同。刑法中的“过失”分为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，定义我就不展开说了。在区分过失和意外事件时，我觉得有一句刑法格言非常有指导意义，那就是：“法不强人所难。”
在我看来，在排除了行为人存在醉驾、超速、违章等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后，超出正常人反应范围才能避免的事故，都应该认定为是意外事件。
马来西亚曾经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更为严重的交通事故案。
2017年马来西亚华裔女生沈可婷深夜驾车，正常行驶，经过一个弯道时，撞上了一群骑改装脚踏车的飙车少年，导致了8人死亡8人受伤的严重后果。该案在当地备受关注和争议，死者家属强烈要求追责，但是很多民众却对沈可婷表示同情。2023年4月11日，马来西亚上诉法院宣告沈可婷无罪释放。
上诉庭法官哈达利亚对死者家属深表同情，但强调：“这就是法律，不能仅因有人在事故中死亡，就要司机承担所有责任。”
这个案例值得我们参考，虽然每个国家入罪的规定各有差异，但是出罪的理由却是大致相同的。
02 刑法不应破坏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和谐
近期热议的另一个案件是“做法事被控诈骗案”。如果说上一个案件让人感叹，这一个案件却让人惊叹。
据报道，被告人陈某祖上几代从清末开始就为人做法事，他和儿子继承祖业，收费分3800、6800、8800三个档次。2023年8月，陈某等十多人（包括为其介绍业务的其他人）被警方刑事拘留，检方指控诈骗罪，理由是他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从事封建迷信活动，通过虚构做法事为逝者招魂、超度等效果，以及不做法事会使逝者魂不附体等事实，骗取他人财物，共骗取了8万多元。
延续了百年的“香火”，今天突然被起诉了，不但让陈某始料不及，也让很多人大跌眼镜。
这个案件之所以广受关注和讨论，是因为为逝去的家人做法事，是几千年的传统民俗了。不仅中国有，全世界都有，这与宗教信仰、仪式有密切关系，道教、佛教、基督教等都有这种为逝者做法事的仪式和习惯。而且请人做法事要给予一定的报酬，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。
所以，这一场审判不仅仅关系到陈某等十几人的命运，对于各种宗教团体，地方风俗文化也必然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。
指控：以科学否定信仰
“是的，是传统民俗，但也是封建迷信，死去的人怎会有魂魄？被告人又如何能让魂魄附体，保佑后人？这不就是刑法诈骗罪所规定的“虚构事实”吗？”——这就是检方的指控逻辑。
我们这几代人都是在正统的唯物主义、无神论、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教育下成长的，检方的这种指控很容易让我们哑口无言。
用科学来否定民俗、信仰的内容，是这场指控的底层基础。
科学和信仰的和谐不应被打破
“是的，我相信科学，但是我不反对民俗和宗教仪式，这其实并不矛盾。”——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真实想法。
在很多自然科学很先进的国家和地区，宗教仪式、传统祭祀风俗一样广泛存在。无论是在社会上，还是在个人的内心里，这两种不同的想法都可以和谐地并存。用李安在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的一句话来概括：“科学可以解决外部的世界，信仰可以解决内心的世界。”
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和谐共存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。一旦一方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基础去否定另一方，必然引起争辩甚至社会对立。如果用刑法的手段去打压对方，引起的将会是一片恐慌。这显然不是刑法所追求的结果，毕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才是刑法的根本目的。
所以，做法事的传统已经千百年，刑法也已经有千百年了，一直相安无事，现在认定做法事招魂、超度属于“虚构事实”，对正常做法事的人定诈骗罪，这在司法史上是罕见的。
就如上文所说，当一种习以为常的定罪模式所导致的结论，与大部分民众朴素的情感相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要反思这种模式可能存在的漏洞或者弊端了。
那这个案件定罪的漏洞出在哪里呢？
诈骗罪不但要求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，还要求被害人因为该行为而陷入了错误的认识。请注意，被害人的错误认识必须是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的。
尊重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
宗教习俗已经延续了千百年了，自然科学的教育和普及也达数十年了，对于灵魂、超度等这些问题，相信科学的人和保持信仰的人，都各自有了自己基本的认知。
选择做法事的人不外乎三种：第一种是有信仰或者相信传统风俗的人，对做法事的内容，他们是了解、相信并且坚持的；第二种是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”的人，他们的心态是：有没有效果我不想考究，就算没有，我也愿意去做；第三种是尽管不相信做法事能起到法师所称的效果，但是出于尊重习俗、缅怀逝者而做。
无论哪一种，都不是因为法师“虚构事实”而陷入了错误的认识，不符合诈骗罪的特征。
在超法规的犯罪阻却事由中，有一项是“被害人承诺（同意）”，有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是“得承诺者不违法”。做法事的人在“被害人”的邀请和同意下，付出劳务获得报酬，不应该构成犯罪。
就算是“封建迷信”，有时候，政府也应该尊重民众“犯傻”的权利。
很多人误以为，严格按照刑法分则的规定，套上四要件进行定罪，就是在严格执法，如果忽视刑法总则中出罪的情形，忽视民众朴素的情感和认知，可能是一种机械执法的表现。
另外，很多人只关注这两个案件的是否应该定罪，可能没有关注到，这两个案件的当事人其实是被逮捕羁押的，尤其是第二个案件的被告人陈某等人其实已经从2023年8月羁押至今。这么有争议的案件，是否构成犯罪尚是未知数，而且当事人也没有明显的社会危险性，为什么不考虑取保候审呢？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程序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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