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罪犯人数10年增长42%

前阵子去看守所会见，当事人是一个大型国企的高管，因涉嫌受贿而锒铛入狱。她感慨地说，来到看守所之后，她才真正看到了社会的不同阶层，每个关在里面的人都有不同的遭遇。以前从未想过会是犯罪，现在却看到许许多多被指控为犯罪的，有刚入职三天就以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”被抓的底层员工，有出借银行卡给亲友被定“帮信罪”的无知大学生，还有早早辍学在KTV卖“开心水”赚点小费的未成年女孩。她觉得很疑惑，这些人都不是坏人，也没有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，却被一直关押在看守所，甚至一关就是一两年。这一次经历，让她对社会、对法律有了翻天覆地的认识。

刑事处罚太多了，处罚太重了，这不仅是当事人的感受，也是社会上一些学者、法律人的心声。这里指的不仅是刑罚的轻重，还包括了被判处刑罚的人数。近十年来我国受刑事处罚的被告人数量不断攀升，从《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》所披露的数据来看，刑事案件中被刑事处罚的人数从2014年的1164531人增至2023年的1655065人，增长42.12%。其中，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被告人人数从2014年的980056人增至2023年的1431315人，增长率为46.07%；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、死刑人数从2014年的111658人增至2023年的134142人，增长率为20.14%。这些数字对公众来说可能感觉很陌生，但这里还没有算上那些被不起诉、免于刑事处罚的人数。

我们身边的犯罪数量有增长这么厉害吗？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治安水平显著提升，除了极个别新闻上的重大恶性事件，抢劫、杀人等暴力犯罪越来越少见，民众的安全感是较高的。简单的来说，就算是凌晨4点出去吃宵夜，也不用担心受怕。

那么这些犯罪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出现在大量的轻微刑事犯罪，例如常见的“醉驾”，2019年“醉驾”案件数量已居刑事犯罪之首；还有新类型的经济犯罪，例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。其中，帮信罪最具有代表意义，自2015年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新增了这个罪名后，追诉人数逐年增长，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帮信罪近13万人，同比上升超9倍，居各类刑事案件的第三位。

与此同时，部分犯罪的刑罚也有所提高，例如民营企业最易触犯的单位行贿罪，2023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将刑期从最高“五年有期徒刑”修改为“三年以下”和“三到十年”，从而加大加重了对行贿犯罪的惩罚力度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，社会出现了泛刑化、重刑化的现象。很多可以以其他法律调整的行为，都通过刑事处罚的方式解决。我们去看守所会见时，经常会听到当事人调侃，这两天看守所又突然增加了几十人，可能是对某一公司的高管、员工“一锅端”了。

2.每一个刑罚的背后，有着更多受牵连的个人

刑罚不仅是对罪犯本人的处罚，还会对家人、公司甚至是社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。对于罪犯个人而言，有犯罪记录就失去了公职、特定行业的从业资格、就业机会等等。对于民营企业而言，犯罪记录意味着失去招投标资质、丧失上市机会，市场主体经营资格受限制乃至被剥夺，最终甚至走向倒闭的结局，大量员工失业，政府税收流失。在我们代理的民营企业家涉刑案件中，刑事案件对企业几乎是致命性的影响。

最为诟病的是“连坐制度”，也就是我们常在自媒体上看到的“一人犯罪，殃及全家”，有人说，罪犯被判刑后，亲属升学、就业、当兵会受影响。很多案件当事人最关心的，是小孩还能不能考公？对此，中共中央组织部2021年发布的《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（试行）》里面，没有作出限制罪犯子女考公的规定，但对于报考机要、国家安全等涉密职位的人员，一般应当考察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有关情况。现实中，也有出现一些罪犯子女报考涉国家安全的特殊行业的高校，或者涉国家安全的公务员岗位，受限制的情形。

这种“连坐制度”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2023年12月26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在会议报告中明确罪责自担原则，犯罪后果不能株连或者及于他人。但实践中，影响何时消除？是否会彻底消除？仍需时间给出答案。

3.所有违法行为都“罪不可恕”？

在电视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中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，“到底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，你有标准答案吗？”在刑事案件中，善与恶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，世界也不是非黑即白。

当谈到犯罪时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惩罚，这来源于人们天然存在的报应情感，对“恶”的道德抵触。但这些犯罪，都是不可饶恕的恶行吗？还是在多个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之下，所作出的一个偶然的错误的抉择？

前文提到帮信罪被追诉的13万人中，就有大量涉世未深的大学生。2022年上半年最高检公布了数据，起诉帮信犯罪6.4万人，其中18至22岁的占23.7%。很多学生只是为了赚取低额的生活费，受老乡、校园周边不法分子蛊惑而出借银行卡，和专门从事诈骗活动的犯罪分子有着显著的差别。

我们还曾代理过一个民营企业家行贿的案件，当事人是当地很有名的建筑工程老板，常年做慈善，给当地小学捐款，还出资帮村里修过路。案发当时，企业承接了县政府的工程项目，因财政紧张，几百万的工程款拖了五年都没有结清。企业经营出现了严重困难，不得已之下，当事人通过行贿的方式，找财政局疏通关系，结算了部分的工程款，最后却因行贿而被判了刑。然而，追究他刑罚的人却丝毫不关心他违法的苦衷，令人唏嘘！

这些案件中，罪犯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坏人”，不具有实质的人身危险性，犯罪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。对他们处以刑罚，对预防犯罪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，反而会影响他们再回归社会，大学生就业受限制，企业家失去了人身自由，企业也丧失了承接工程的资质，最终破产倒闭。

有些人说，犯罪就应当承受代价，但这个代价带来的后果是否合理呢？如果对犯罪分子的惩罚，反而给其他人、给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，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反思，刑罚是否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唯一手段？

4.回归社会根源的治理，刑罚不应是首选

弗兰茨·冯·李斯特（Franz·von·Liszt）是著名的德国刑法学家，他提出了“犯罪原因二元论”，认为犯罪是由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共同造成的，“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”，在他看来，刑法手段只能“治标”，社会政策才是犯罪治理最根本的方针和政策。

犯罪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，要预防犯罪，就必须回归到社会根源的治理。近年来，司法机关也采取了一些司法创新举措，对涉嫌轻微犯罪的企业作不起诉处理，督促整改；对相关行业出具检察建议函，督促行业改正违规行为。这些做法都是值得赞赏的。

同时，我们也要多一些人文关怀，将焦点从犯罪行为转移到犯罪行为人，多思考如何促使行为人更好地回归社会，用教育改造、社区改造来替代刑罚。

在美国，有一项值得借鉴的司法创新举措，对轻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判处刑罚，而是为他们提供社区服务，协助他们识别犯罪成因，提供教育辅导、心理咨询、医疗帮助等，促使他们改正，避免再犯。例如，笔者参观了纽约的中城社区司法中心（“Midtown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”），这个机构是由社区服务机构和刑事法庭组成，主要审理一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。如果一个青少年在街头贩卖毒品而被移送到该法庭，法官会先调查他的家庭背景、生活环境，和他进行面对面的交谈，了解他犯罪的原因，有可能是家长疏于管教，也有可能是本身有毒瘾、心理问题等。调查清楚后，法官会挑选相应的项目，例如戒毒项目，和针对家庭教育的项目，社工会直接上门和父母谈话，还有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的项目，等等。同时，法官也会要求青少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。在青少年完成了所有要求的改造项目后，法官会再次开庭，宣布不予判刑，还会给青少年颁发证书，祝贺其完成项目，鼓励他今后再接再厉，不再触犯刑罚。这不仅从根源上解决了犯罪成因，还帮助行为人更好地融入社会。

刑罚不是解决犯罪的唯一答案，有时候，关注和解决导致错误出现的原因，比惩罚犯错的人更为重要。刑罚率的暴涨，对于社会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，也不是法制文明的体现。如果能有更为轻缓的处罚方式，作为一名与“罪犯”面对面的刑事法律工作者，我希望能把刑罚放在第二位来考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