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我们接连处理了几起看似毫不相干的案件——罪名各异、事实不同、当事人也没有关联。

但这些案件却呈现出一种令人警惕的共性：在案证据都无法证实当事人对涉案行为是“明知”的，有些证据甚至表明他们确实“不知情”。可办案机关却不约而同地以当事人具有“概括的故意”为由，提起了刑事指控。

这让我们不禁思考：当“概括的故意”脱离了严格的法理边界，它是不是正从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，演变为一个可以随意填装指控的“万能口袋”？

 

一、什么是“概括的故意”？

在刑法理论中，概括故意，指的是行为人对于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，只有概括性的认识，而不是具体、精确的认知，但他对可能发生的一定范围内的结果，持一种放任的态度。

拿韦小宝投毒举例：如果韦小宝为了毒害海大富，选择在敬事房的公用饮水机里下毒，由于他明知这样做很可能也会毒到其他无辜的小太监，那么他不管最后死了多少太监，韦小宝对他们的死亡都持有一种概括的故意。

这个例子的关键在于，韦小宝事先清楚知道他的投毒行为可能也会危及其他小太监的生命。“概括的明知”，是“概括的故意”成立必不可少的前提。

 

二、从“明知”到“应当知道”：危险的推定跃迁

“明知”是构成故意犯罪的主观前提。难点在于，人的内心想法除非自己承认，或者有客观证据印证，否则很难从外部证实。

也许是为了减轻证明压力、提高办案效率，司法解释将“明知”扩展成为“知道或应当知道”，还列举了不少可以推定“明知”的情形。

这个转变大大降低了控方的举证门槛——公诉机关不再必须证明行为人“实际知道”，只需论证他“应当知道”，就能搭建故意犯罪的指控框架。

比如，赵志敬让杨过去陌生人那里开回一辆车，杨过只知道任务是开车，不知道车底藏了毒品。但如果杨过知道赵志敬有贩毒前科，而且取车时间在深夜、方式很诡异，他就可能被认定为“应当知道”这辆车涉毒。这时，就算杨过对毒品的种类、数量、藏匿位置一无所知，还是可能被认定具有运输毒品的“概括故意”。

但这种“推定明知”有三大根本性的问题：

1、 用“理性人”标准替代“行为人”标准

“应当知道”依据的是一个虚拟的、普遍的“理性人”，而不是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真实认知。用抽象标准取代个体实际情况，很容易架空个案事实，导致司法机关忽略审查个案的客观证据与当事人经历、际遇所带来的不同认知。

2、 模糊了故意与过失的界限

“是不是知情”是事实问题，而“应不应当知情”是规范判断。如果把因疏忽大意而“应当知情”、但实际上不知情的情况也拟制为“明知”，实际上就是以司法解释之名，把“过失”升格为“故意”。这已经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。

3、 背离“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”原则

司法解释中推定“明知”的情形越来越多，还常常设有兜底条款。这样一来，只要行为人举止存疑、解释不被采纳，就可能被推定为明知。案件存疑的风险，就这样转嫁给了被告人。而一旦主观明知的门槛失守，概括故意的滥用当然更会难以遏制。

 

三、从结果倒推故意：概括的边界在何处？

概括的故意就像是一个危险的口袋，容易迎合“客观归罪”的冲动。特别是在某些司法解释中，条文容易被曲解为结果归罪的“依据”。

走私犯罪的相关规定就很典型：

《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法〔2002〕139号）

第六条走私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走私犯罪故意，但对其走私的具体对象不明确的，不影响走私犯罪构成，应当根据实际的走私对象定罪处罚。但是，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因受蒙骗而对走私对象发生认识错误的，可以从轻处罚。

《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4〕10号）

第二十二条　在走私的货物、物品中藏匿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、第一百五十二条、第三百四十七条、第三百五十条规定的货物、物品，构成犯罪的，以实际走私的货物、物品定罪处罚；构成数罪的，实行数罪并罚。

“应当根据实际的走私对象定罪处罚”“以实际走私的货物、物品定罪处罚”——如果机械地理解这些条文，认为只要有走私故意，就按实际对象定罪，我们势必会陷入“认识错误也可定罪”“主客观不一致仍可归罪”的法理谬误。

 

对于不同犯罪构成之间的对象认识错误，实务中基本形成共识：必须在主客观一致的范围内进行认定。

比如：（1）郭靖以为山那边是熊而开枪，但实际打到的是欧阳锋，由于他没有杀人故意，不构成故意杀人罪，但可能构成危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；

（2）杨康帮人走私机器，不知道里面藏有象牙，但由于他没有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故意，只能在他的认知范围内定走私普通货物罪。

 

不过，下面两类争议在实践中仍然很常见，也恰恰是当前亟待厘清的模糊地带：

（1）数量认识错误，能不能阻却概括的故意？

比如，郭襄答应帮张君宝低报走私，但事先说好，最多只能在真实价格上低报一半，想着最多逃税150万；没想到张君宝私下动手脚，给她的报价本来就是真实价格的一半，郭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砍了一半，导致最终逃税金额高达300万。

这时候，郭襄该不该为她完全不知情的那150万负责？如果机械套用司法解释，认为郭襄的认识错误没有跨越犯罪构成，就要按实际逃税金额来认定，那就意味着郭襄只想犯个小错，却要背个大罪的锅。这不仅跨越了法定刑档次而且无论根据主客观一致原则、还是预见可能性、共犯过限、间接正犯等理论来看，都必然是不公平、不公正的，罪贵刑也明显失衡。

（2）违法的故意，能否等同于犯罪的故意？

我们都知道：犯罪一定违法，但违法不一定构成犯罪。那么，如果一个人只有行政违法的认知，却在不知情中参与了犯罪行为，该不该按犯罪来论处呢？

从法理上讲，答案依然是否定的。但在一些政策性严惩的犯罪中，这个界限常常被突破。

比如，毒品犯罪中有一条特殊规则：只要行为人“可能认识到”或“怀疑过”物品是违禁品，就可以认定他有实施毒品犯罪的故意。

再如，涉税案件中，司法机关也常常不严格区分“假自营真代理”的违规操作，和“无中生有”的骗取出口退税犯罪，导致“犯罪故意”被随意扩大。

这些现象，都是对主客观一致原则实实在在的挑战。

 

四、不受挑战的推定：如何为“概括故意”设立反证机制？

任何推定都应该留有被推翻的余地。值得肯定的是，相关司法解释在列举可推定“明知”的情形后，大多会附上“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”的但书条款。

这为我们的辩护留下了至关重要的空间。怎样构建并呈现能够证明当事人“确属被蒙骗”的证据链和事实情境，成为我们击倒“主观推定”的关键。

比如，在我们面对各种“形迹可疑”的旁证之时，我们应当着力从多个维度去厘清事实：

（1） 有哪些证据证明发生了骗与被骗的事实？

（2） 当事人的行为模式是否符合他所辩解的主观认知？

（3） 当事人有没有接触、了解客观事实的渠道和机会？

（4） 当事人的收益是否涵盖了犯罪的风险溢价？付出的成本是否符合犯罪的规律和特征？

（5）当事人的经历、涉案经过、与同案人关系、聊天记录，能不能印证他的认知程度？

（6）有没有聊天记录、书证、录音、证人证言，能印证他“不知情”的辩解？

我们的辩护应当着力构建一个周延的体系，证明确实发生了“骗与被骗”的事实，确实发生了认识错误。而我们的法庭也应当保持着更加开放、审慎的态度，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的举证与论证，回归到具体的个案仔细甄别事实，允许“主观明知”的推定能被常理、逻辑和相互印证的证据推翻。

 

概括的故意，本来是刑法理论中一项严谨而精密的概念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它却面临被简化、被滥用的现实风险。

当它不再与严格的“概括明知”相绑定，当它沦为弥补证据短板、进行结果归罪的便捷工具时，它所侵蚀的不仅是刑法主客观一致的基本原则，更是每一个案件当事人的自由与权利。

作为法律人，我们始终面临选择：是屈从于办案的便利，还是坚守刑法的基本原理？

这从来不是遥远的理论之争，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、真实的职业较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