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自诉案件，自诉人处于较弱势的地位，虽然有权利提起刑事自诉，但很难有足够的能力，去搜集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、推动刑事自诉的立案、推动法院顺利开庭审理等。对自诉人而言，刑事自诉非常困难。其中，被告人逃匿导致下落不明，逃避应诉，是导致刑事自诉无法推进的突出问题。

面对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情况，法院往往不予受理、中止审理，最后可能是驳回起诉。该做法的法律依据也很明确。《刑事诉讼法解释》第三百三十二条：“被告人在自诉案件审判期间下落不明的，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审理。”《刑事诉讼法解释》第三百二十条规定：“对自诉案件，人民法院应当在十五日以内审查完毕。经审查，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决定立案，并书面通知自诉人或者代为告诉人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；自诉人不撤回起诉的，裁定不予受理：（五）被告人下落不明的。”只要下落不明，法院就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、裁定不予受理、裁定中止审理。

虽然也有例外情形，《刑事诉讼法解释》第三百三十二条：“符合条件的，可以对被告人依法决定逮捕。”但该例外对自诉人而言往往遥不可及，该条款的落地难度很大，毕竟尚未开庭审判，罪与非罪尚不确定，一旦逮捕被告人意味着自诉人的败诉风险直接转移给法院，由法院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。

一

李女士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追究她老公和第三者重婚罪的刑事责任。法院刑事立案后，让自诉人提供第三者的有效居住地址。自诉人曾提供过多个地址，但法院均无法联系上被告人，无法完成有效送达。自诉人通过多方打听，终于发现第三者居住在某高档小区的某房号。经过代理人的沟通，法院非常重视，让法官带着一名法警、自诉人、代理人一起前往向被告人送达。

大家可能会认为：法院安排法官、法警上门送达，就是找到具体的门牌号，敲门进去，告诉被告人，你因某某案，被起诉到某某法院，这是诉讼材料，请签收。如果被告人不配合，则直接拍照留置送达。

然现实的情况可能让人大跌眼镜。现实中的送达是困难重重的，一个物业保安就可以将所有人拒之门外。

法院送达时，小区物业公司保安不让法院工作人员上楼，将法院法官一行人安排到一楼架空层的某活动室等待，让法官自行打电话给被告人下楼见面。这就尴尬了，本来就因无法电话联系，才上门送达的，自然无法电话联系被告人下楼见面。

经过沟通，物业公司保安愿意配合，但仅帮忙通知业主下楼。经过一番折腾，自称目标地址租户的人下来了，但不是被告人，表示完全不知情，送达流程就此草草结束。法官亲自送达，也没用，送达再次作罢。

二

自诉人通过各种途径打听，很快得到讯息，被告人将在第二天出现在XX高铁站，乘坐高铁外出。自诉人赶紧联系法官，想让法官安排第二天的送达。然而法官表示非常为难。“我们不会跟着你去到处找的，你只要提供被告人居住的地址就行。”“没有提供有效送达地址，案件可能要中止审理。”法官再一次告诫。

在一次法官主持的庭询中，法官让李女士和代理人作出选择：“因自诉人未能提供被告人（第三者）的有效住址，要么撤回对被告人（第三者）的自诉，要么裁定全部中止审理。”

撤回或者中止审理，自诉人都难以接受。如撤回自诉，根据法律规定，除了因证据不足而撤回起诉，就很难再次自诉、追究对方重婚罪的刑事责任。如裁定中止审理，自诉人还得继续寻找第三者的有效住址，最后还是可能被裁定驳回起诉。两个结果，自诉人都难以接受。自诉人脑海中闪现很多疑问：“为什么法院不能将她列入黑名单？”“为什么法院不能通缉她？”“为什么法院不能让公安机关帮忙找？”“我一个平头老百姓、家庭主妇，怎么找？”这些疑问在情理之中，可以理解，但难以解决。实践中，强制被告人参加诉讼的问题，不仅有事实与证据的障碍，更有程序障碍，未审先逮捕也面临较大争议。

被告人下落不明给刑事自诉推进造成的障碍难以克服。无法强制被告人到案的制度，可能会变相“鼓励”被告人通过消极应诉、拒不到案的方式获得胜诉结果，成为刑事自诉制度的最大破绽。

三

十年来，吴先生卖了地、卖了房子，填补了生意伙伴经营公司留下的巨大债务。他作为股东被追究连带责任，因为合作伙伴下落不明，自己扛了所有的债务。一提到他曾经的生意伙伴张某，他就恨得咬牙切齿。

吴先生是一个生鲜档口生意人，十年前，他的朋友张某找到了他，让吴先生投资一起开公司做生意。在张某的洗脑下，吴先生投资60万，双方成立了一家公司，吴先生持股40%，张某持股60%。然公司很快经营不下去，吴先生把股份原价卖给张某。吴先生拿到一张60万元的欠条，退出了公司，但经商经验不足，工商登记没有变更，未预料到还是公司持股40%的股东。

很快，有债权人起诉吴先生、张某以及他们的公司，连带追偿600万元债务及利息。张某下落不明，只有吴先生去应诉，多次诉讼都败诉。法院认为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，导致公司主要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灭失，无法进行清算，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。

吴先生有房、有地，成为“背锅侠”。吴先生也对张某提起一系列诉讼，向张某追偿，胜诉但张某缺席、下落不明，法院只能将张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《关于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司法解释，让吴先生似乎看到了希望。

于是，吴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，要求追究张某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的刑事责任。但吴先生找不到张某，也就证明不了吴先生“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”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。没有证据能证明初步存在犯罪事实，公安机关难以立案，无法呈请拘留、更无法上网追逃。

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，吴先生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。经多次沟通，法院受理了刑事自诉，但效果也不理想。法院根据吴先生提供的地址、联系方式向被告人送达材料，但送达失败。

“你再找找其他的地址，不然我们要裁定不予受理了。”法官很无奈，吴先生和代理律师也很无奈。结果还是：“被告人下落不明，本院目前无法联系被告人”，裁定不予受理。

四

如此看来，自诉人有权提起刑事自诉，却无力推进诉讼程序，这就略显尴尬。被告人逃匿，似乎是摧毁刑事自诉、逃避审判的、免于刑事责任的“最佳策略”。

刑事自诉与民事诉讼都是由当事人提起的诉讼活动。民事诉讼中即使被告人逃匿、消极应对也无关紧要，可以公告送达、缺席审判，而刑事自诉案件不能公告送达、缺席判决，刑事自诉能否顺利推进，关键因素在于法院有没有办法让被告人参加诉讼。

刑事自诉虽是自诉人提起的，不意味着司法机关没有职责、职权，向被告人送达材料、确保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是法院等司法机关的义务。公权力仍应与“私权”相衔接，公权力应当适当补入，对“私权”予以协助，保障诉讼顺利进行。¹否则，刑事自诉制度可能由于被告人的消极对抗、逃避诉讼而形同虚设，自诉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矛盾，也可能转嫁为自诉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矛盾。

注：

1.详见于志刚：《亲告罪的司法困境及其解决》，《法学》2008年第5期，第70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