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，遇事“找关系”的思维根深蒂固，而刑事案件中的请托“捞人”现象，正是这种人情逻辑与司法规则碰撞的典型缩影。在我们代理的诸多刑事案件中，从身陷囹圄的部级官员，到走投无路的普通百姓，不少人第一反应不是信任法律，而是寄希望于“找人摆平”。这些职业骗子的“话术”往往极具迷惑性，就连久经官场的官员也难辨真伪，如原铁道部部长刘某军、广州市某前市委书记也会陷入“捞人”、“拆数”的骗局中。这既给了职业骗子趁虚而入的可乘之机，其中错综复杂的情节也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适用难题。

 

一、以“捞人”名目收钱没办成的，如何定罪

实践中，这类居中牵线运作的掮客，以协调关系、摆平案子的名义收取高额费用，最终却未能办成请托事项，其行为会面临怎样的刑事风险，需要根据具体事实区分两种情形：

 

第一种情形是掮客虚构人脉资源关系、刻意夸大办事能力的，收取钱款没做事的，属于典型的捏造事实骗取他人财物，构成诈骗罪。笔者最近代理的一例控告案件，行为人自称认识北京高官的管家，打包票能疏通关系“捞人”，收取巨额费用却未办成任何事，最终公安机关受理并以诈骗罪立案追责。

 

第二种情形是掮客实际将钱款送到了官员手中，收钱的官员确实出面打招呼、找关系“运作”，只是最终未能办成请托事项。这种情形下，掮客与收钱的官员均构成受贿罪的共犯。另外，根据笔者代理过的一起受贿罪案件，官员只要是口头答应帮忙、实际收受了财物的，即便没有出面打招呼，也会被定为受贿罪。

 

二、“捞人”被骗，请托者是否构成行贿？

在请托“捞人”被骗的案件中，职业骗子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，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请托者的心理弱点——他们担心，一旦报警，自己的行为可能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行贿，从而面临刑事追责。

 

然而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此类请托者通常不会被追究行贿罪，其主要的法理依据是刑法中的“不可罚的不能犯”理论。该理论是指，行为人虽具有犯罪故意，但由于犯罪对象（收钱的骗子）或犯罪手段（通过骗子输送利益）自始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，因此从客观上不可能完成犯罪，谓之不能犯。换句话说，请托人委托的“中间人”是毫无公权力资源的骗子，行贿的根本事实基础并不存在，社会危害性实质不存在，属于典型的对象不能，故不应纳入刑法处罚范围。

 

三、为官员“捞人”主动买单背后的法律争议

在一些案件中，企业老板在官员被调查前主动出资“走关系”试图“拆数”，最终被骗。这种行为是否构成行贿和受贿，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。笔者曾代理的吴某（均为化名）受贿罪一案，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。

 

吴某是某地书记，李某为其多年好友。在得知吴某即将被调查后，李某听信骗子欧某所谓“认识中纪委领导”的说辞，在告知吴某后自己拿出2000万元给欧某“走关系”。最终，李某的这笔2000万元被计入吴某的受贿数额，李某也被指控行贿罪。

 

这里的关键在于，李某并非直接送钱给吴某，而是为吴某支付了所谓“办事费”，这笔钱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贿赂“财物”，其中是否存在“权钱交易”的本质？

 

在该案中，我们提出，贿赂犯罪的核心是“权钱交易”，要求明确的利益交换。李某并未将资金直接交给吴某，而是将钱直接支付给第三方用于“办事”，更重要的是，该行为目的并非换取官员给其谋利，而是帮助官员逃避法律责任。这种单向的“救助型支出”，缺乏对价性，难以认定为典型的权钱交易。

 

此外，尽管司法解释将“旅游消费”、“低价购房”等纳入“财产性利益”范围，但出资“捞人”还是存在本质区别。其是一种非法目的下的中介行为，既不产生经济收益权，也无法进行市场评估与转让，若将其视为“财产性利益”，明显超出“财物”概念的合理解释边界。

 

最终，法院虽未完全采纳辩护意见，但对吴某予以了轻判。这正体现了刑事律师在量刑辩护中的价值——即便不能推翻定性，也能通过精细化的法律论证，为当事人争取到更有利的刑罚结果。

 

四、禁止重复评价：“捞人没办成”中的一罪与两罪之辨

数年前，笔者代理过一个官员被指控受贿罪、行贿罪的案子，至今印象深刻。该案中，某地一名官员因工程坍塌事故被查。得知风声后，一位企业老板找到该官员，说认识省级领导可“摆平”。该官员同意，于是企业老板向中间人支付了1000万元的“运作费”。结果，据说钱是真的送出去了，然“捞人”未成。在审查起诉阶段，该官员被指控两项罪名，因“运作费”构成受贿罪，又因同意他人送钱找关系，构成行贿罪的共同犯罪。

 

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：这一指控违反了禁止重复性评价原则。该刑法基本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对行为人的同一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，不得在定罪量刑时进行两次以上的否定性评价。该案中，官员的一个“同意”行为，同时被用来证明其主观上的受贿故意，又被用来证明其实施了客观上的行贿（指使或同意他人行贿），实质上对单一行为进行了两次刑法评价。

 

律师的专业价值，就在于准确识别这种隐藏在罪名叠加背后的逻辑矛盾，并及时向检察机关指出。最终，该意见被检察机关采纳，提起公诉时认定为一罪。

 

五、“捞人”的钱，能否返还？

除了定罪争议外，还有一个让当事人和家属尤为困惑、也常被忽视的问题：用于“捞人”的钱，最终还能不能要回来？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财产权益。

 

根据我国《刑法》第六十四条，涉案款项的处置路径，完全取决于对行为及款项性质的判断。具体到请托“捞人”的场景，存在两种主要情形：

1. “纯骗局”型：前文提到该情形，该类中间人构成诈骗罪，请托人属于被害人，支付的钱是其合法财产，实践中，法院判决责令“骗子”向被害人退赔的案例并不鲜见。但笔者也注意到，有地方法院会以给付财物的目的是不法目的，从而认为财物不再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，判决涉案款予以追缴、上缴国库。在一些民事判决中，请托人起诉“职业骗子”返还财物的，法院会以请托事项违背公序良俗、非法请托等原因驳回起诉，出现了不一样的处理结果，提醒大家注意。

2. “真实贿赂”型：中间人收了钱确实将钱款真实流向官员，那该钱款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，转变为贿赂款，依法应当予以追缴，上缴国库。

 

可见，“钱归何处”的关键，在于厘清资金流向中是否存在真实的“权钱交易”。这一认定不仅决定了当事人的财产损失能否挽回，也警示着潜在的请托行为：一旦资金进入行贿环节，无论“捞人”是否成功，最终都可能将面临“人财两空”的风险。

 

结语：请托“捞人”的本质，是试图以人情关系突破司法公正的底线，而其背后的法律争议，实则是人情社会与法治规则的深层博弈。唯有在司法实践中精准厘清法律边界，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，才能既打击违法犯罪，又避免刑法的不当扩张，最终守护住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