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上海民警绊摔抱婴妇女”事件，引起了人们对执法过程中人道主义的关注，因为这段视频把婴儿坠地的瞬间呈现了出来。执法有看得见的控制和抓捕瞬间，更多的是看不见的漫长的庭前羁押，这些痛苦只能由当事人默默地去承受，唯一能感知只有家属和我们律师。

一、“他们的爸爸都被抓了”

她的庭审备受关注，因为传言她是两位高官的情人。她在最后陈述中的一句话被截做了很多新闻的标题：“我有六个孩子，他们的爸爸都被抓了”，让很多的人感觉意味深长。

但其实，完整的那句话应该是：“我有六个孩子，2012年10月26日我被抓走时，最小的孩子才10个月，其次一个23个月，快三年了我没有见过他们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长成什么样了，他们的爸爸都被抓了。”

这是一位行贿罪被告人的最后忏悔，也是一位母亲对儿女们刻骨铭心的痛苦思念。可能，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不给她取保候审呢？ 

二、“还有孤儿院呢”

第一次在看守所见到她的时候，她第一反应就是冲到铁窗前问我们：“我的孩子呢？”

她是一位二十几岁的未婚妈妈，独自带着三岁的女儿从山西来到广州，在一家棋牌室做服务员，工作时也把小孩带在身边。一天，公安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查了这家棋牌室，全部员工都被关进了看守所。

我们很难过地跟她说：“她被送进孤儿院了。”

我们多次向公安机关申请取保候审，理由是她涉嫌的犯罪轻微，没有羁押必要，而且需要她来照顾女儿，希望公安机关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她取保候审。但是很遗憾，公安机关没有批准，他们回答是：“小孩？还有孤儿院呢。”

她的姐姐从山西赶到了广州的孤儿院，想将小孩领出来，但是孤儿院告知她必须得到公安机关的同意。姐姐再跑到公安机关找到经办的民警，但因为她是从小寄养在姐姐家的，户口本没法证明他们是近亲属，民警拒绝了她的请求。

一个多月后，检察院对她做出了不批捕的决定。当她在孤儿院看到自己脏兮兮、眼神呆滞的女儿时，她失声痛哭，场面让人心酸。

可能，很多人也会问，为什么不对她取保候审呢？

三、“我的爸妈都已经八十多岁了”

前段时间，我们办理的一件行贿案件，当事人作最后陈述时说：“我已经被关押了两年多了，我的爸妈都已经八十多岁了，我很怕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”旁听席上的家属都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因为他还不知道，他的母亲其实在他关押的时候已经去世了。他的父亲不知道他出事被关押，对于他没有送母亲最后一程耿耿于怀。

在他母亲弥留之际，家属拜托我们法官去申请，看能不能对他取保候审，或者只让他出来见最后一面也可以。我们知道没有过批准的先例，但我们还是去申请了。经办法官是一位年轻的女法官，她略带歉意地跟我们说，她很同情被告人的遭遇，但是没办法批准。这已经是我们遇到的最有人情味的回复了。

其实，类似的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碰到了。一位涉嫌职务侵占的香港女当事人，后来被判缓刑，当她走出看守所的时候，第一个听到的消息就是她的母亲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了，她当场哭晕在路边。

四、“我是一位残疾人”

她是一个明显残疾的人，十几年前因为脊柱肿瘤一度导致半身不遂，后面几年逐步恢复了部分行动能力，认定为二级残疾。她拖着一条行动不便的腿来到律师所，因为她工作的公司涉嫌走私犯罪，而她是这位公司的文员。

根据她的身体情况，我们以为她不会被刑事拘留，但是一个月后她还是被送进了看守所。

看守所恶劣的环境让她的健康开始恶化，开始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，整天都需要包着成年纸尿布，但是掩盖不住的异味导致同仓的人排挤、辱骂她。看守所没有这种纸尿布，还要她的老公每个月送到看守所的窗口。

每次会见，她都哀求我们帮她申请取保候审，怕自己死在里面，再也见不到两个年幼的女儿。

其实，在案件的每一个阶段，我们都有帮她申请取保候审，甚至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出台之后，我们都第一时间为她申请，每一次，我们都会强调：“她是一位残疾人。”但是，我们心里很清楚，只要不是危及生命的病情，一般都不会批准。

事实果然如此，一年半后，她被判处缓刑，才终于走出看守所的大门，结束了这段噩梦般的经历。

五、“请让我和我的家人说几句话”

庭前羁押的当事人，案件没有终审结束，是不能会见家属的。庭前羁押短则数月，长则数年，期间唯一能有机会见到家属一面的，就是在开庭的时候。所以，每一个被带进法庭的被告人都会焦急地四处张望，寻找着自己最思念的面孔。

庭审结束后，每一个被告人都会请求法官：“请让我和我的家人说几句话吧。”并不是每一位法官都会同意，有时候，法官同意了，法警不同意也没办法，理由是法警要赶着押回被告人，准时下班。被告人唯有含泪向亲属挥手告别。

真的每一个嫌疑人都有必要羁押吗？有必要限制会见亲属吗？这些在朴素的人们心目中不能理解、无法接受的问题，其实，在国外的司法程序中，根本不是问题，最可怕的是，在我们刑事法律工作者心目中已经变成了习以为常的规则。

孟德斯鸠说过：“任何超越绝对必要性的刑罚都是暴虐的。”很多刑事法律工作者都具备了熟练的法律技能，但是缺乏的是对当事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的怜悯之心。只有在执法的过程中注入人道主义的关怀，才能让当事人在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时，也同时感受到法律的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