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7月份，一位情绪低落的年轻医生来找我，请我为他的父亲辩护。他来自我的老家韶关市翁源县，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，因为涉嫌非法行医罪在当地被提起公诉。

之前也有来自我老家的的客人来找我辩护，但是我均婉拒了，主要原因一是担心老家的司法环境不如广州，辩护效果不理想。另一个原因是当地都讲客家话，我担心我无法用客家话顺畅地进行辩护。

但是这一次，我同意了，因为我的母亲也曾经是一位乡村医生。

翁源县是粤北山区的一座客家古城，因盛产三华李和兰花而闻名。由于经济相对落后，在二三十年前，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不足，很多村民需要步行十几公里的山路才能走到镇上唯一的卫生院就诊。为了满足医疗需求，卫生部门选择了当地的知识青年集中进行医学培训，结业后颁发乡村医生资格证书，在当地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。

我记得小时候，我家里经常排满了来打针拿药的乡亲，半夜也常常被着急的拍门声吵醒，通常要么有哪家要生小孩了，要么哪家小朋友感冒发烧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母亲就会一脸倦容，拎着一袋红鸡蛋回来。搬家后，母亲就没有再从事乡村医生了。几年前，政府开始给当年的乡村医生每月发放津贴，虽然数额不多，但母亲很以此为荣。当我告诉她我要回去为这个乡村医生辩护的时候，她很是高兴。

第一次踏进翁源县看守所，我会见到了这位头发花白的乡村医生毛医生，他的情绪有点消沉，跟我叙说了基本的案情。

毛医生从八十年代获得乡村医生资格开始，在医疗站从事医疗工作，二三十年来，附近的人都是来找他看病的。

几年前，他的儿子小毛从大学医学系毕业后，取得了执业医生资格，在镇上设立了一家正规的诊所，毛医生停止了在卫生局继续注册乡村医生执业证，到儿子开设的诊所去帮忙。他一般只负责配药，因为他有执业药师证，偶尔看小毛忙不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去帮忙问诊，但他填写的处方均要通过小毛的审核签名后，才能配药。

去年10月8日，一位六十几岁的村民李大婶过来诊所看病，说头痛头晕，小毛帮她看完后给她开了药回去吃。第二天，李大婶没有好转，一大早又过来诊所看，想来打吊针，当时小毛还没到诊所，毛医生就先给她问了症状，并询问了她的病史，她回答没有。毛医生就帮她填写了一张处方，这时候小毛过来了，毛医生叫李大婶拿着处方去找小毛，小毛在配药室接过处方问了一句李大婶，是不是还是和昨天一样？李大婶说是的。小毛看完处方，签了名，亲自在配药室给李大婶配好了两瓶葡萄糖注射液，让护士给她注射。

李大婶注射完后回到家，一直躺在床上休息，下午三点多家人发现她不对劲，后抢救无效死亡了。法医鉴定报告认为，李大婶长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，注射的两瓶葡萄糖注射液诱发了糖尿病酮血症而死亡。

事后，小毛诊所对李大婶家人进行了赔偿，李大婶家人也向检察院出具了谅解书和求情信。

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，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，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毛医生已经六十多岁，他和家人心中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乡村医生是否能成为非法行医罪的犯罪主体？这个问题在刑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。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非法行医罪的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的精神，对取得医师资格但没有注册的人从事诊疗活动的，可以进行行政处罚，不宜按照非法行医罪处理。但问题就在于，乡村医生资格属于医师资格吗？

国家赋予了乡村医生在特定的地区实施医疗行为的权利，但是出现医疗意外后，这张“临时通行证”能否保证他们免于非法行医的刑事指控呢？一个案件，凸显了中国乡村医生目前尴尬和无奈的法律地位。

我留意到，最高法院在上述文件中也指出，认定非法行医罪的时候，应当考虑到目前医疗网点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现实情况，尤其是广大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医疗卫生状况，不宜打击面过宽。

根据毛医生陈述的案情，我也意识到，毛医生实施的只是医疗辅助行为，实施医疗行为的主体应该是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小毛。既然处方已经经过了执业医生的审核签名，毛医生怎么还会构成非法行医罪呢？就如同书记员为法官起草了判决书，经过法官审核签署后，就应该由法官来对判决书负责了。

经过我的分析，毛医生似乎看到了希望，心情逐渐好了起来，他决定作无罪辩护。临走的时候，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：“感谢您，这半年来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支撑点！”

回去开庭那天，一路上成熟的桃李挂满了两旁。回到家，母亲已经帮我做好了我最喜欢吃的客家酿豆腐。